裸奔的冯胜平《致习近平先生的第三封信》 ——评冯胜平的“党主立宪”即“行中国《1982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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裸奔的冯胜平《致习近平先生的第三封信》 ——评冯胜平的“党主立宪”即“行中国《1982宪法》”

xiux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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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由于文章较长,本论坛将分成几次刊登转载,以下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作者:钟国平

一、赤裸上阵攻击民主
冯胜平先生(下称“冯”)近日再次以“万言书”向习近平表忠心:“宪政之路”就是实行“六十条”(即中共习近平的三中全会《决定》);“宪政就是严格按照《82宪法》治国”。这次冯非常直接,他说:中国的“立宪,只可能是‘党主立宪’,……,行的是中国‘1982宪法’。”不仅如此,冯还以最直白的方式攻击“民主”,他说,“民主不能结束专制;它往往只是专制的另一种形式。在古典政治学意义上,民主是最坏的一种政治制度。亚理士多德视民主为暴民政治,成为两千年西方政治学主流。”在光天化日之下,冯又生造谎言了:首先,冯所说的“宪政”就是执行某一部宪法,但即使在亚里士多德的时代,宪政也没有如此简单。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根本没有说“民主是最坏的一种政治制度”!更何况我们凭借常识也能知道“民主就是暴民政治”的所谓理论根本不会是西方政治学的主流,西方政治学主流是建立在社会契约理论基础上的宪政民主,与暴民政治有着天壤之别。
2013年2月冯公开发表的第一封信与第二封信里,我们还能看到披着民主宪政外衣的假“宪政”和假“民主”,而这封信直接丢掉外衣裸奔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随笔者回顾一下这两封信:在第一封信中,冯主张《党内民主,以法治国:让少数人先民主起来》,这个时候虽然冯通过编造一个“华盛顿革命集团”来提出“党主立宪”的假宪政,他解释说中共可以“效仿”,即以习近平为核心,搞中共“党主立宪”,但他仍试图承认假宪政的目标是:“从一党为大的党内民主出发”,达成全社会的民主。冯的第二封信也在字面上尚未将民主当作洪水猛兽加以否定和攻击。冯提议通过逐级选举“党的代表”、“中央委员”、最终选出“总书记”的方法搞所谓的“党内民主”,以求皇权交接过程的平稳性,使得红一代、红二代、……红世世代代维持红色江山。
那么,冯何以能够公开地攻击民主、推销假宪政的呢?

二、篡改历史,伪造概念,以攻击民主制度
这次,冯又玩上了假学术。他说:亚里士多德的《政府论》谈到共和制异化后变成民主制,这是“多數人的专制(TYRANY OF THE MAJORITY)。”并举苏格拉底的例子说“民主就是暴民政治”。
然而,这一小段话就有六处之多的谎言陷阱:
1)《政府论》不是亚里士多德写的,而是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写的,这篇文章倡导的就是主权在民的民主社会。文章说,政府的合法性建立在与人民订立的社会契约而不是神或家族的权威基础之上,政府若违反社会契约或不建立社会契约,人民就有权推翻它。该民主思想深深地影响了美国和法国的大革命。
2)亚里士多德写的是《政治学》。真实的内容是:它将那个时代存在的政治制度分为三大类,这三大类中,运作成功的政治制度以位于今突尼斯的君主制、位于斯巴达的贵族制和位于雅典的宪政制为代表。与这些同类但已经被异化了的政治制度分别为:暴君制、寡头制与民主制。《政治学》第四卷指出:在运作不成功的制度中,民主制是对社会伤害最轻的一种”![i]亚里士多德提出:所有六种形式中,宪政制是最好的制度。他评价制度好坏的标准是:好的制度维护所有人的利益,而坏的制度仅维护一部分人的利益。
3)冯再次通过移花接木推出一个似是而非的概念叫“多数人的专制(TYRANY OF THE MAJORITY)”。其标准术语是“多数人暴政”,英文拼写为“Tyranny of the Majority”(冯再次拼写错误)。“多数人暴政”(或冯所说的“暴民政治”)并非由亚里士多德在两千年前提出,而是由美国的约翰•亚当斯(Adams, J. 1788)首次提出。亚历克斯•德•托克维尔(Tocqueville, A. d,1835)出版的著作《论美国的民主》引用了该术语,并被广泛接受;约翰•斯图尔特•米尔(Mill, J. S,1859)发表的《论自由》又引述了托克维尔的这个术语,使之真正流行起来。
4)苏格拉底的例子并不能印证“民主是暴民政治”。他的被处死尽管让后人遗憾,但是柏拉图在著名的作品《对话》中说,苏格拉底拒绝逃离监狱避免一死,因为他认为就算他被不公正地定罪与判刑,但作为一个公民,他要留在雅典以维护法律的权威,因审判与判决符合法律程序[ii]。从亚里士多德那个年代来看,这样一个个案的审判不影响对一个政治制度的定性。
5)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制度,其目标就是以法律为基础维护全体公民的权利与利益,如果不考虑所有人生而平等这个条件的话,这与亚里士多德谈所的六种制度中最好的“宪政制度”有某种相通性。在今天,一旦这种制度异化为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民主制度”的时候,它便成为当今社会中一部分人维护自己利益的工具。那么即使当权者号称执行的是“宪政或民主制度”,它在本质上就是约翰•亚当斯所说的“多数人暴政”。冯借助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的民主制来否定现代意义上的宪政民主制度,继而混淆今天的真民主制度与披着民主制度外衣的多数人暴政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差别。
6)从另一角度看,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制度与亚里士多德时代的最好的制度“宪政制”仍然有差别:亚里士多德认为宪政制只适合“有财产的男性自由人”。他在《政治学》中说,奴隶要么是天生的,要么由统治者(君主或议会等)按照法律剥夺自由而成为奴隶的,因此对他们要专横;对儿童要有权威;对妻子要像政客一样,只不过不是轮流执政。[iii]而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制度认为人一律生而平等,不分民族、种族、地位、性别、财富,而且任何人或政府都不可剥夺这种平等的权利。为保障所有人的平等权利,避免以假“宪政”为借口、以伪法律为工具打击少数人,现代民主社会建立了以社会契约为基础的宪政民主体系,它是宪政民主制度。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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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裸奔的冯胜平《致习近平先生的第三封信》

xiux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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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试图以错误的例子混淆“多数人暴政”与“宪政民主”之间的差别

冯举出历史上几个例子来攻击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制度,说这些例子证明(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制度就是多数人暴政。且不谈时间错位导致历史上的制度与现代民主制度完全是两种制度的问题,即使今天看这些例子,也不能证明这些历史悲剧是当年的民主制度引起的。而今天所谈的多数人暴政,那些执政者却总是在表面上披着民主的外衣,故意让人混淆民主与多数人暴政的概念。实际上,多数人暴政所保护的“多数人”,不是真正的多数人,而是披上民主外衣的“以多数票为依据”的假多数[iv],它实际上以法律甚至宪法的名义威胁少数人、剥夺体制外的人[v]的平等权利。例如在信仰方面,权力机构以多数“票”为由,将马列主义、爱国主义确立为官方信仰,从而以“合法”的外衣排挤少数[vi]及打击体制外不服从的平民,指控他们为异端、邪教或反马列主义者、损害国家利益的卖国者,强行改造宗教教规、强拆教堂、甚至逮捕入狱。
就冯所谈的法国大革命的例子来看,那是刚形成的君主立宪制度因为议会的无能与低效而遭到毁坏,那以后开始了几十年的政治动荡;纳粹德国则是在民主制度被希特勒操纵而遭到毁坏后,转变成暴政的历史悲剧;中国文革是毛泽东为了保住皇位自毁法律造成的制度性失败,但在法律被毁之前,毛政权也不是民主政权,所以根本谈不上民主制度被毁坏的问题。总之,这些国家的悲剧都发生在没有民主制度或民主制度遭到毁坏的时候,因此并非民主体制本身的特征,而胡乱地把“屎盆子”扣在民主制度的头上,恰恰只能说明真正的民主制度而不是披上民主制度外衣的“多数人暴政”是多么的重要。冯将多数人暴政定性为现代民主制度的特征加以攻击,这是完全的谎言。
下面看看现代民主制度如何针对多数人暴政的问题进行防范,以此说明多数人暴政并非现代民主制度的特征:首次对多数人暴政问题采取防范措施的历史事件是美国1787年的费城制宪会议。制宪代表们就议会模式和结构问题发生异常剧烈的争论甚至使会议陷入多日停顿。这是因为如果按照人口比例表决,那么人口多的州有可能损害到人口少的州的利益。然而如果按照每州票数相等的原则来投票,那么人口少的州就会压制人口多的州的意见。也就是说,任何一种方案都可能导致多数人暴政。最终代表们终于达成以下协议来应对可能发生的问题:1)给少数派以否决权(设置两个并行的议会,一个以人口做基数的众议院,一个按每州两票的参议院,任何法案若在任何一个议会遭否决,就不能成为法律);2)将立法、司法及执法(行政)权力分开,使之相互独立,以防止滥权;3)赋予总统否决权与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对法律的复核权及解释权;4)将权利法案以最高权威的内容写入宪法,禁止一切其他条文或法律与之冲突。这就是现代民主制度的产生过程。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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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裸奔的冯胜平《致习近平先生的第三封信》

xiux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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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避重就轻,无理由推销假宪政

再看冯如何在第三封信中推销他的假宪政:对于“宪政就是严格执行1982宪法”的这个观点,他不论述其合理性与合法性,而是直接跳到结论:实施“1982宪法”就是宪政。为什么省掉论证过程?因为这种说法没有任何理论依据或现实根据(他举的例子都是错误的),没有道理的东西,谁也无法论证。那么他怎样博得读者信任呢?就是再次利用闪耀着“学者”光环的派头,以“直言各种危机和社会弊病”的“胆量”,去分析“执行1982宪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说:强势反腐使得既得利益集团失去安全感,于是在贪婪与恐惧的双重刺激下,强烈希望有一部法律以能保证他们的安全,用冯的话说,这是实施1982宪法的“现实基础”。这封信不再提“人民应该再给党一个机会”了,不再需要看人民的力量和听人民的声音了,他甚至说,“除了平等,国人对自由也有一种先天的恐惧”,还说国人“三日无君而惶惶然”。这也就是说经过一年半的时间以后,冯开始认为国人是实施“宪政”的障碍了,换句话理解,那等于是说,只有既得利益集团才是实施1982宪法的关键的支持力量,而且既得利益集团对习近平实施宪政的支持才是至关重要的。
然而无论可行性分析是否成立,它都不能替代回答“为什么实施1982年宪法就是宪政”这样一个问题,更不能以此来论证“实施1982宪法就是实施宪政”。他之所以用偷梁换柱的方法顾左右而言他,回避论述他自己提出的命题,是因为,无论从公共知识还是专业知识角度[vii],他对宪政的定义与内涵的解释都违背了“宪政”的真实定义与内涵,他说的宪法根本不是宪法,而是伪宪法;他说的宪政根本不是宪政,而是“暴君专政”。然而从客观效果来看,他貌似在用歪曲和生造的方法使读者接受他说的内容,误认为他的论述不是谎言而是来自于公共知识和专业知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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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裸奔的冯胜平《致习近平先生的第三封信》

xiux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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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篡改英国历史,为既得利益集团开脱

除上述问题外,笔者还要澄清冯关于“英国三百年前”的那场历史事件的扭曲。冯说“通过宪政,英国贵族放弃一部分公权,保留一部分特权,换取了财产和人身的安全”。冯指的显然是1688年发生在英国的光荣革命,然而所引述的这段历史却是又一次篡改、虚构历史故事,他将之套用于中国现状之上,手法上与冯的第一封信如出一辙,那封信制造一个不存在的“华盛顿革命集团”,然后套用在“毛泽东(反)革命集团”上。真实的光荣革命起因于英国国王詹姆斯二世。他因信仰罗马天主教而严酷迫害清教徒,并颁布信仰自由的法令要求英国议会废除因为信仰而拒绝罗马天主教信徒担任政府公职的法令,同时国王还因亲法国并损害了英国在贸易中的利益,这些引起贵族们不满,此时,清教徒玛丽二世的王储地位因为詹姆斯二世得子而化为泡影,于是贵族们请玛丽二世与他的荷兰丈夫威廉三世国王回英国统治,最后政变成功,詹姆斯二世终身流亡法国。1689年,威廉三世与玛丽二世签署了议会拟定的“权利法案”,联合登基成为英国的新国君,英国从此成为君主立宪制国家。在这段历史中,放弃权力换取安全的是英国王室而不是英国贵族,英国君主从此失去绝对权力,议会从此掌握英国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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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裸奔的冯胜平《致习近平先生的第三封信》

xiux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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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为什么“党主立宪”是伪宪政

限于篇幅,笔者最后简单解释作为公共知识和专业知识的“宪政”的概念,以便读者根据真正的宪政知识自行判断“行1982中国宪法”是否是宪政,以及中国现政权是否具备合法性:
谈到宪法,就必须提到前面所说的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的《政府论》。这是一篇关于社会契约的理论。洛克明确反对君权神授,主张生命、自由、财产是人类不可剥夺的天赋人权。他认为,在自然状态下人是完全自由的,但是在没有约束的情况下,强者可以自由地侵犯弱者,如劫掠,强奸,谋杀等,因此,人们需要选出一个社会管理的代理机构,这就是政府,社会中的自然人就是公民。政府的使命是保护每个个人的权利、并使其他人的同等权利得到尊重。然而政府只有得到人民的同意和授权才是合法。如此,宪法成为政府与公民之间订立的社会契约。由于社会契约的目的是为了人民的福祉,因此,对于法律或政治结构中出现的失误,公民可以通过选举或其他手段,甚至暴力来改变它。这个社会契约理论极大地鼓励了美国及法国的大革命,同时为英国的光荣革命做了强有力的辩护。美国的《独立宣言》、法国的《人权及公民政治权利宣言》都是以这个理论为基础形成的。美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制定以维护每个公民自由与权利为目地的宪法的国家,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政府和各种其他法律制度,就是宪政。我们可以看到现代意义上的宪政与亚里士多德描述的宪政是完全不同的。而这种宪政与冯描述的“严格执行1982中国宪法”就相距更远了。正如冯在他的信中所说,1982宪法,不仅有四个坚持这样的剥夺公民自由权利的最高条款或基础条款,而且他直言:“在‘82宪法’中,没有三权分立,没有司法独立,没有军队国家化,也没有最高领导人的民主选举。”因此,冯以“执行82宪法可以使得中共政权很安全”为理由“力荐”习政权执行“82宪法”,他说“学美国的三权分立,中国学不起。一定要学,只能是天下大乱”。也就是说,他谈的宪政不是宪政,而是保证中共政府不倒台的统治中国人民的策略。他还振振有词地说“美国没有照搬英国大宪章,因此中国也不必照搬美国”,以此来支持他自己所说的“党主立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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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ux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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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政权合法性问题及公民立宪

写到此,相信读者能够自己判断:中共政府有没有与公民订立过约翰•洛克所描述的社会契约?65年来中共所执掌的权力可曾得到过以社会契约理论为基础的公民授权?中共政权可曾维护过公民的自由与权利?…… 在此笔者想对冯先生说:如果您建议不要搞现代意义上的宪政,因为害怕和担心中共失去政权的话,您可以用最直接的方式说出来,何必以攻击民主的方式来为“专制极权统治”披上宪政的外衣?何必枉言“国人对自由与平等有着先天的恐惧”?何必为了维护中共专制极权统治而说“中国不能学习美国的三权分立”?
最后作为总结,笔者要告诉冯“学者”:中国人不需要一个虚假的“党主立宪”,而需要一个您从来不会提起的“公民立宪”。您说美国是所谓的“华盛顿革命集团”制定的宪法,那么,笔者凭借真正的而不是假冒的专业知识告诉您:美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以“公民立宪”而不是“党主立宪”建立政权的国家!中国也会如此,这是历史的发展趋势,它或许来得很迟,但是一定能够到来,由不得为了维持政权而不择手段的您或中共来阻挡。


参考文献:
Adams, John (1788). A Defence of the Constitutions of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Vol. 3 (London: 1788), p. 291
 
Mill, John Stuart (1859). On Liberty (2 ed.). John W.Parker & Son., (London:1859), p6
 
Tocqueville, Alexis de (1835). De la démocratie en Amérique (Democracy in America, English translation printed at New York, 1838.), Vol. 1, Saunders and Otley, (London:1835)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英文原意:When perverted, a Polity becomes a Democracy, the least harmful derivative government.

[ii] 在此解释一下雅典的法律程序:雅典判案的法律程序是:由500人组成陪审团,公诉方与被告各自向500人的陪审团进行演讲,为自己的立场做申辩与辩护,然后由陪审团决定被告是否有罪。然后陪审团再决定对判定有罪的人实施什么样的处罚。苏格拉底做了辩护,但不成功,后陪审团在罚款与处死刑之间进行表决,最后决定处死。学术界认为,苏格拉底被处死是因为他不相信神,而雅典城邦当时供奉女神雅典娜为城邦的护佑神,而战败的雅典人认为就是苏格拉底的教育使年轻人背离了他们的信仰,使雅典遭遇厄运。

[iii] 英文原意:Rule over the slaves is despotic, rule over children kingly, and rule over one's wife political (except there is no rotation in office).

[iv]这里的多数指投票时的多数,它以全部投票人而非全社会的总人口为基数,如中国13亿人并非计算多数的基数,而3千多有投票权的人大代表才是计算多数的基数,由于这3千多人不代表普通平民,所以平民的利益成为这个所谓的“民主体制”外的利益。

[v] 少数人指的是有表决权的代表及其所代表的部分人(在中国,人怕站错队,就是基于对所谓的民主政权的淫威的恐惧);还有一群人被排斥在“民主体制”之外,其利益没有任何人代表,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的名义总是被“有表决权的大多数”利用,声称自己代表这群人,这就是“绑架民意”。

[vi] 这里的少数就是在有投票权的群体中持反对意见的人,由于制度对少数的排斥,人大会议总是以绝大多数赞成票甚至全票通过,在假民主体制中,从众心理就是因为个人安全得不到保障而产生的社会心理问题。

[vii] 公共知识指一般社会中所有人或绝大多数人共同认可的某些不涉及某个具体专业学科的大众化认知,它属于全社会的共同认知,无需作任何学术引用;专业知识为从事具体学科专业的,在学术圈里得到广泛认可的学术研究成果,这类成果的复述需要严格与规范的学术引用,否则被视为“抄袭”。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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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党主立宪:政治走出丛林,军队退出政治——致习近平先生的第三封信

xiux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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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党主立宪:政治走出丛林,军队退出政治——致习近平先生的第三封信

冯胜平

    1.中国模式与中国道路
   
    习近平先生,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在争论有没有中国模式?什么是中国模式?对此我的看法是,中国模式就是共产党+市场经济。尽管这一模式伴随各种弊病——低人权、低道德、环境污染、两极分化、贪污腐败——它就是中国过去三十年走过的路。中国模式使中国走出贫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
   
    与中国模式讨论并行的,是关于中国道路的争论。什么是中国道路?中国道路应该是共产党+宪政民主。除非革命发生,政权崩溃,它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必经之路。
   
    如果说中国前三十年的社会实践消灭了贫穷,今后三十年的目标就应是消除不公。贫穷和不公,是三千年来中国社会动荡革命的两大根源。消灭了这两大根源,中国就有可能走出王朝循环。
   
    不走邪路,不走老路,要走新路。新路在哪?新路就是宪政,就是严格按照宪法治国。从前人们也说过,共产党不能搞资本主义,否则它就会下台。结果呢?共产党搞了资本主义,它没有下台。如果说经济改革的实质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搞资本主义,政治改革的核心就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宪政民主。宪政是中华民族的百年梦,中国共产党应该有信心、有决心带领人民实现这个梦。要说自信,这是真正的自信。
   
    习近平先生,如果说中国模式是摸着石头过河,中国道路则必须目标明确。一百多年前大清朝政改,也是摸着石头过河,摸着摸着就摸空了,摸出了辛亥革命。私利蒙住了满清权贵的眼睛,搞出一个使天下人失望的皇族内阁。相信自己子弟接班靠得住,不会挖祖坟,26岁的摄政王载沣断送了清朝三百年的江山。
   
    旅美学人冯胜平。(明镜记者高伐林摄于2012年)
   
    2. 法治是现代化的灵魂
   
    习近平先生,在任何社会中,权威都是个定量,游走于法与人之间。法的权威多了,人的权威就少。对于长期习惯人治的国人来说,法治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它需要培养。中国人重情,美国人讲法;中国人遇事托关系,美国人出事找律师。两种截然不同的做法,体现了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也由此衍生出两种不同的政治制度——人治和法治。
   
    人治还是法治,取决于信仰:敬畏宪法,宪法就是治国大纲;崇拜领袖,领袖就能一言九鼎。法律不受尊重,领袖天马行空,宪法就是一纸空文。民国以来中国已有十一部宪法,《82宪法》亦是共产党制定的第五部宪法。为什么会有十一部?为什么是第五部?值得深思。
   
    从崇拜人到敬畏法,需要观念改变,更需要制度建设。符合国情、符合人性的制度,迟早会为人民接受;不符合人性的——如人民公社——最终会被抛弃。马克斯·韦伯说:现代化即是法理权威对个人权威的取代。人类现代化的过程是从人治走向法治的过程。中国正在现代化,它不可避免地要走向法治。1989年初,邓小平曾想过修改宪法,把“四个坚持”从《宪法》里拿出,放进《党章》。胡乔木揣摩上意,也说:“‘四项基本原则’站不住,迟早要从《宪法》上拿下来。”
   
    以后终于没有拿下来,是因为六·四发生,历史转向。枪声一响,由偷变抢,从此
    理想主义谢幕,现实主义登场。一方面,《宪法》中“四个坚持”对国人提出过高的要求,难以执行;另一方面,《宪法》承诺的各项自由长期无法兑现,使天下人失望。难以执行又无法兑现,法理的混乱导致人心的混乱,最终造成党纪代替国法,治国实行双重标准:双规符合党纪,不符合国法;党员不信共产主义违反党纪,却并不违反国法。于是,我们不仅有一国两制,还有了一国两法。
   
    人治社会中,政府告诉人民享有什么权利,凡是政府不允许的,人民都不能做;法治社会下,人民告诉政府享有什么权力,凡是人民不允许的,政府都不能做。在中国,人民“享有宪法规定的自由”;在美国,“法无禁止即自由”。
   
    习近平先生,你强势反腐,创造了一个官不聊生,人民欢欣鼓舞的政治局面。但是,法治是现代化的灵魂,中国要长治久安,必须建立宪法的权威。与其任九个组长,不如定九条法规。再英明的领袖,也逃不过人亡政息的规律。历史记住汉莫拉比,不是因为他是国王,是因为他的石碑。汉莫拉比活了四十年,但他的法典活了四千年,是人类法治史上的第一座丰碑。同样,拿破仑创造了一个帝国,最后留下来的却是一部法典。“我真正的光荣并非打了四十次胜仗,滑铁卢之战抹去了关于这一切的记忆,但是,有一样东西是不会被人忘记的,它将永垂不朽——那就是我的《民法典》。”
   
    习近平先生,希望看到一部以你的名字命名的法典。
   
    3. 实行六十条是走向宪政之路
   
    习近平先生,你接手的是一个全面腐败、政出多门、信仰崩溃的国家。在这个国家中,不要说民主,能专制就不错了。要治理乱局,当务之急是集权:以反腐收拾民心,以强军收拾军心,最后以党内民主收拾党心。“愿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这是雍正的治国格言,也是他建立军机处的初衷。雍正集权,是为了爱新觉罗的家天下。你建立国安会,大权独揽,无疑为推行宪政奠定了基础,但同时也为新的独裁创造了条件。宪政还是独裁?在你一念之间。
   
    有人说你是一个“浑人”——居高位而不知寒,临深渊而不知险。殊不知中国聪明人太多,需要的就是“浑人”。“老人政治”结束,“浑人政治”开始,是中国的希望。只有“浑人”才敢对贪官亮剑;只有“浑人”才会“虽千万人吾往矣”;只有“浑人”才能冲破传统,在中国实行宪政民主。
   
    辛亥革命以来,新权威主义一直是学者向权力下跪的阶梯。每逢新君登场,必伴有他们的鼓噪。杨度的劝进使袁世凯身败名裂;戴季陶把蒋介石引入专制歧途;赵紫阳的新权威主义加剧邓小平对他的不信任,直接导致了六·四悲剧。中国的新权威主义者永远在寻找明君:先把他捧上宝座,再看他坠入地狱,最后树倒猢狲散,落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1989年的中国,就上演了这样的一幕。
   
    政治改革需要权威,但真正的新权威主义,应该是树法律的权,立宪政的威。
   
    习近平先生,对你目前的政策,左派和右派似乎都不满意。前者想你回到毛泽东,后者希望你成为蒋经国。但是,中国已不是三十年前的中国,台湾民主经验在大陆也未必适用。蒋经国早年信仰共产主义,继而皈依三民主义,以太子身份接班,特务手段治国,最后以强权结束了蒋家王朝。与蒋经国不同,你即没有太子的身份,也没有特务政治的劣迹,更没有历次政治运动的血债。当了习近平,何必再做蒋经国!你完全可以通过宪政结束三千年的专制,带领中国走向未来。
   
    随着经济改革的成功,党内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腐败分子和社会上的奸商内外勾结,把共产党变成了“地产党”,“资产党”,代表土地集团和资本集团的利益。身家亿万且又来路不明,他们最怕“双规”,最恨“共产”。把共产党吃光喝尽,然后挖个坑埋了,是他们的共同心愿。
   
    如果说经商“经”成亿万富翁是光荣,从政“从”成亿万富翁则是耻辱。作为世界上权力最大、人数最多、也最富有的党,中共已经完成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历史使命。它的新使命是铲除腐败,把公平还给社会,权利还给人民,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法治国家。
   
    三中全会为实现这一使命指出了方向。《决定》接近常识,两万字的文件,通篇不谈宪政,通篇皆是宪政,没有一处赞美共产主义,也没有一处批判资本主义——仍旧是不讲主义,不争论。《决定》不受意识形态影响,号准中国的病脉,提出了急待解决的六十个问题。自由派人士若有识,应看到《决定》强烈的法制色彩——贯彻落实六十条,条条需要立规,处处需要守法,如果这还不是宪政,我不知道什么是宪政。左派人士若不怀偏见,也应看到《决定》向民生的倾斜和对公平正义的重视。假以时日,立规是这个党唯一的选择。实现六十条之路,就是中国宪政之路。
   
    4. 政治走出丛林,军队退出政治
   
    习近平先生,你强势反腐,建立公平社会,离不开军队对你的支持。但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切不可认为今天控制军队,就永远可以控制。殷鉴不远,萨达姆、穆巴拉克、卡扎非控制军队几十年,最后还是成为军人政治的牺牲品。如果说把权力关进笼子是普世价值,把军队关进笼子就是当务之急。毕竟,人类已经走出了丛林,用军队搞政治不符合现代文明标准,也不符合中国共产党自己的根本利益。无论是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都是过时的政治理念,最终只会导致动乱。
   
    据一位美国将军回忆,72年访问中国,与一位中国将军谈到尼克松和议会的斗法。中国将军问:“你知道美军第八十二空降师师长的政治立场吗?”他不解其意。中国将军提醒他:“第八十二空降师驻在华盛顿DC。”这是一场典型的鸡鸭对话,代表了不同的政治文化。在中国将军心目中,第八十二空降师就是8341部队,可以随时用来对付政敌,美国将军则认为这种想法匪夷所思。的确,如“水门事件”显示,美国政治一样有黑幕,政客也常常不择手段。但他们有一条底线:那就是不用军队搞政治。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在西方已经走出了丛林,成为文明人之间的游戏。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职责是保卫国家。它不是党卫军,不应用于党争,更不能用于对付民变。应该尽早立法,明确规定军人不得干政。军队不退出政治,政治就走不出丛林。只要还相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政治在中国就是一场野蛮人的游戏。
   
    “紧握枪杆子保江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位红二代如是说。在“千秋万代”问题上,红二代似乎已经达成了共识。这是他们的心结,是中国政治的盲点,也是自秦始皇以来几百代中国帝王的梦。这不是智商的问题——几百代帝王不可能都弱智,为什么都梦想“千秋万代”?在上一封信中,我曾断言:“人治不绝,刁民不止”,讲的是人治与刁民的关系。在人治与“千秋万代”之间,似乎也有同样的关系。法治社会下,当国者没有想传位给儿子的;人治社会中,一旦位极人臣,没有不想传给儿子的。这是制度决定,人性使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如果可以“千秋万代”,当然不错。真能做得到,华盛顿也会当皇帝。
   
    问题在于“千秋万代”不可能。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也没有永久的执政党。不需要太高深的智慧,凭常识就该懂得,任何政党、团体、组织都会经历生老病死的过程,就像一个人保养得再好,也不能活两百岁。然而,人是一种喜欢自我欺骗的动物,危机感强烈时,因生存需要,会保持常识;一旦幸福感强烈,就会背离常识,幻想成仙成道,千秋万代。
   
    习近平先生,历史证明,枪杆子里面的确可以出政权,但枪杆子并一定能保政权。对当国者来说,最危险的,是摄政王载沣的自信:“不怕,有兵在。”
   
    最后结束满清统治的,就是兵。
   
    5. 宪政是平衡贪婪和恐惧的最好制度
   
    习近平先生,宪政讨论的一个误区是,党内腐败集团会反对宪政。在你强势反腐之前,这也许是事实:既然没有代价,贪腐可以肆无忌惮,何必立宪束缚自己?胡温十年,是中国贪官最幸福的十年。十八大后,贪官的好日子过完了,中国进入了一个官不聊生的时代。官场人人自危:昨天薄熙来,今天徐才厚,明天周永康,后天又是谁?一夜之间,中国官员由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变为最可怜的人。由于双规,他们的权利甚至不如普通百姓。
   
    然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宪政有了希望。如果说贪婪促进了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年的发展;恐惧则为未来宪政铺平了道路。光有自由派人士、维权人士、异议人士的恐惧不够,必须还要有广大官员的恐惧。因为只有这样,宪政才能成为共识。文革后彭真与其他老干部热衷制定《82宪法》,保护公民权利,是因为他们在文革中被迫害,深感没有法治的悲哀。刘少奇反右时没想起宪法,四清时没想起宪法,文革中却拿起了宪法,也是出于同样的理由。
   
    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犹如三百年前的英国贵族:既有公权,又有特权,唯独没有安全:皇帝能剥夺他们的财产,暴民能剥夺他们的生命。通过宪政,英国贵族放弃一部分公权,保留一部分特权,换取了财产和人身的安全。同样,今天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最缺乏的也是安全。他们做裸官,做噩梦:共产党在,他们不安全,随时可能被“双规”、被查办;共产党不在,他们更不安全,暴民会清算他们——“民主之后挂路灯”。无时不生活在恐惧之中,他们比中国社会中任何人都更期待宪政。
   
    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是贪婪和恐惧,平衡两者的最好制度是宪政。
   
    6. 宪政就是严格按照《82宪法》治国
   
    习近平先生,2112年12月你发表讲话,纪念《82宪法》30 周年,引起了一场热烈的宪政讨论。讨论无疾而终,虽无人受到惩处,宪政却成了敏感词。一时间党报、党刊痛批宪政,把它说成是敌对势力“企图否定党的领导、推翻共产党”的阴谋。其实,宪政就是严格按照宪法治国。“既然世上有各种各样的宪法,自然也就有各种各样的宪政。不分青红皂白批宪政,无异于告诉世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骗人的幌子,我党绝不会按它治国。”(芦笛)
   
    官员的宪政恐惧症源于自由派对宪政话语权的垄断。一提宪政,官员脑海里跳出来的就是中国人自己伪造的“把权力关进笼子”的布什讲话。根据这个讲话,宪政的笼子必须有五条栅栏:民主选举,司法独立、言论自由、三权分立和军队国家化。哪一条也受不了,哪一条都要命,都将导致天下大乱。实行民主选举,一夜之间会出现上千个政党;今天宣布军队国家化,明天就可能三百万人上街。你可以说,实行以上五条从长远说对共产党有好处,但他们知道,真要这样做,就没有“长远”了,明天可能都过不去。无论理论上还是实践上,他们都没有准备好:既无法对付民意,也不敢承担后果。于是,他们下令禁止讨论——宪政再好,也是圈套!
   
    其实,正如美国立宪没有照搬英国《大宪章》,中国立宪也不必照搬美国宪法。世界上有君主立宪(英国),有民主立宪(美国),今日之中国,若要立宪,只可能是“党主立宪”。无论谁立宪,其实质都是立规,以法治代替人治。中国搞宪政,行的是中国“1982宪法”,不是美国“1787宪法”。在“82宪法”中,没有三权分立,没有司法独立,没有军队国家化,也没有最高领导人的民主选举。它与美国宪法唯一相同之处是都有“言论自由”。国情尽管不同,普世毕竟存在。在互联网时代的今天,反宪政的朋友再仇视美国,想必也不好意思从宪法35条后退,宣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没有言论自由”!
   
    美国制宪的基础是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中国则应是党、政、军三权分立。各国宪法源于不同政治文化,历史背景,必然有不同的特征。在中国,什么时候党的领袖不再清洗军队领袖(毛泽东整彭德怀、林彪),军队领袖不再逮捕党的领袖(汪东兴、叶剑英逮捕“四人帮”),政府领袖不再在党军领袖之间走钢丝、装孙子(周恩来文革中在毛、林、江之间搞“中央政治”),宪政就算上了轨道。不立足于中国现实搞自己的宪政,学美国的三权分立,中国学不起。一定要学,只能是天下大乱,三国演义!
   
    再譬如,军队国家化问题已经谈了多年,却始终不着边际。现实情况是,中国目前连党和国都分不开,国家都是党的,军队就是国家化了又怎么样?还不是受党领导。没有宪政,不界定党、政、军各方的权责,“军队国家化”只能是个伪命题。
   
    7. 《资治通鉴》是小聪明,宪政才是大智慧
   
    习近平先生,你就任之初曾强调捍卫宪法尊严,说:“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这无疑是治国正道,本该坚持。由于自由派的干扰和保守派的反对,你从正确的立场上后退,终止了宪政讨论。不错,是有人想全盘西化,也有人想借宪政来打倒共产党,但这并不应该成为害怕宪政的理由。能打倒共产党的是腐败、是专制,不是宪政。
   
    当然,不是所有人都期待宪政。我要是穷人,我不会对宪政感兴趣。我会在井冈山下等毛泽东,一起打土豪、分田地。凭什么你们抢够了,就要宪政,就要立规守法了,我还没抢呢!对今天中国的政治反对派而言,最危险的就是陷入这种“革命心态”。抱着这种心态,孙中山反对满清立宪,民运希望中共越烂越好。对国内自由派和海外革命派来说,党主立宪并不是一条好路。我常跟海外革命派人士开玩笑:共产党的权力餐桌上没有你的位置,所以你的当务之急就是掀桌子,掀了之后,下一桌摆上来,说不定就有我,如果没有,接着再掀,这就是革命者的心态。对这种心态,我不敢苟同,但完全理解。
   
    宪政不是训政,它需要全民的共同努力。孙中山、蒋介石实行训政,也许初衷并不错,却不知训政是会训出瘾来的,原定三年的训政,一训就是二十多年。这边蒋介石忙着训政,那边毛泽东依靠工农,联合各民主党派,打起自由民主的旗帜,轻而易举地把国民党“训”到台湾去了。
   
    赶走了蒋介石的毛泽东并没有在中国实行宪政,他搞起了无产阶级专政。从此,专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民主在中国不再是多少的问题,而成了有无的问题。文革十年,个人崇拜和专制主义在中国达到了顶峰,人们开始怀疑毛泽东的初衷和真诚。
   
    平心而论,毛泽东未尝不想结束专制。1946年,黄炎培在延安窑洞里询问毛泽东,历代王朝周而复始,“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共产党是否能找到跳出这“恶性周期律”的办法?毛自信地回答:“找到了,共产党已经找到了这个办法,那就是——民主。”今天重读“窑洞对”,似乎已成历史笑话,但我仍愿意相信毛泽东的真诚。从马克思到民主,从民主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毛终身在寻找跳出“周期律”的路。终于没有寻到,是因为政治文化的局限。沉迷于《三国》、《水浒》之类的糟粕,《资治通鉴》这部书,毛泽东读了十七遍,始终没有悟出:《资治通鉴》是小聪明,宪政才是大智慧。
   
    文革结束之后,饱受专制之苦的国人痛定思痛,开始考虑结束专制。他们又想到了民主——民国激进自由派为中国开的药方。然而这是一剂错误的药方。之所以错,是因为开方者根本不懂得什么是民主。
   
    与革命一样,民主只是改朝换代的工具。从孙中山到蒋介石,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无一不是以民主开始,以专制告终。如果1911年辛亥革命是正途,为什么还有1949年共产革命?如果“五·四”的路走得通,为什么还会有“六·四”?
   
    8.专制的对立面不是民主,是宪政
   
    习近平先生,就目前中国而言,宪政的核心不是民主自由,是立规守法。中国的问题,不是缺乏民主,是缺乏规则。民主的前提是学会对自己负责,自由的前提是经济上自立,政治上自治,道德上自律。在这些条件具备之前,民主自由不仅是空话,而且是毒药。
   
    记得曾在一次讨论会上问大家,民主的对立物是什么?几乎所有人都回答是专制。这是逻辑概念错误。上和下对立,但上和左不对立。如果民主与专制对立,怎么解释希腊的民主、法国大革命的民主、德国的民主以及中国文革的民主?在雅典,公民投票处死了苏格拉底;在巴黎,民主导致了血腥的屠杀;在德国,民主选出了希特勒;在中国,文革大民主使数百万人死于非命。显而易见,民主不能结束专制;它往往只是专制的另一种形式。
   
    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写了《政府论》,把希腊四百多个城邦归纳为好坏六种制度。三种好制度是:君主制,貴族制和共和制。一旦发生异化,君主就变僭主,貴族就变寡头,共和则变为民主。专制是人治的表现:僭主是一個人的专制,寡头是少数人的专制,民主则是多數人的专制(TYRANY OF THE MAJORITY)。在古典政治学意义上,民主是最坏的一种政治制度。亞理士多德视民主为暴民政治,成为两千年西方政治学主流。他反对民主,因為他的老师是柏拉图,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被雅典公民投票处死,罪名是蛊惑青年。柏拉图名言:如果你生了病,是到广场上找公民呢,还是去找医生?
   
    三种好制度,三种坏制度,区别在于規則。有規則是君主,沒規則就是僭主;有規則是貴族,沒規則就是寡頭;有規則是共和,沒規則就是民主。
   
    “5·4运动”引进“德先生”(民主),是中国一大灾难。如果当时引进的是法治,中國大概就不会走那么多弯路。台湾民主转型成功,除蒋经国个人因素外,离不开日据时代的法治建设。大陆若分区实行民主选举,最可能成功的地方是香港——那里没有民主,却有一百年的法治。
   
    9.走出阴谋论思维
   
    习近平先生,《较量无声》、“共济会”之类的影视宣传,是冷战思维的产物。正如中国有亲美派和反美派,美国也有亲共的华尔街金融集团和反共的华盛顿右派集团——前者以利益为主导,主张与中国发展关系;后者以意识形态为标准,希望改变或遏制中国。这两派中,华尔街金融集团是主流,华盛顿右派集团只是历史的遗迹,其地位有些相似于中国的极左派。国家民主基金会(NED)是美国最大的右派基金会,被视为全球颜色革命的幕后推手。这个基金会每年只有四千万经费,而这四千万中,又只有5%(两百万)用于中国。
   
    来美32年,曾接触过美国一些右派领袖,如赫尔姆斯、克莱恩,也为谋生在华尔街工作十年。笔者深知,“美帝亡我之心不死”是一句高度概括的空话——它在赫尔姆斯、克莱恩那里是真的,在巴菲特、比尔盖茨那里却是假的。一真一假之间,反映了美国的对华政策的演变。赫尔姆斯、克莱恩生于冷战,以政治谋生,不反共又能干什么?巴菲特、比尔盖茨在中国大量投资,为什么要跟自己过不去?其实,华尔街的亿万富翁,还真希望中共稳定,他们只要有一个人想搞乱中国,海外民运就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上万亿资金投在中国,美国没有理由希望中国动乱。
   
    不久前参加一个对外友协与卡特中心举办的会议,听到一些国内学者的战略思考,概括如下:1.中国应走出韬光养晦,采取奋发有为的外交,和美国争霸;2.中国应放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建立先发制人的核威慑战略;3. 以公平正义为核心的中国普世价值,应取代以民主自由为核心的美国普世价值,成为未来国际关系的准则。
   
    其中一、三两条出自阎学通,一位来自清华的学者。在他的新作《下一个十年》里,阎大谈中美争霸的前景,宣称中美是“假朋友”,“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无法避免”。阎君的言论,颇像一百年前梁启超给袁世凯的建言:欲图帝政,需待机“对外一战而霸”。(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这是谄媚之言,亡国之议!中美争霸是世界的灾难。理想的中美关系,应该是经济上竞争,军事上合作,政治上妥协。争霸是丛林规时代两个核大国争霸,是死亡游戏。这个死亡游戏有个英文名字MAD(疯狂),它的中文意思是,大家一起去地狱(双方确保摧毁)。
   
    习近平先生,强国是中国的主旋律,但强国并不等于战争。一旦战争爆发,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将被打断,无论胜负,输的都是中国。强国的正路是宪政,一个实现了宪政的中国必然强大。否则,强国梦就可能变成亡国梦。
   
    曾几何时,光绪皇帝亲政后做的第一个梦也是强国,他迫使李鸿章对日本开战,战败后仓促立宪,却已为时太晚。退一步说,就算甲午之战中国胜利,大清的江山又能维持多久?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都圆过强国梦,但他们的国都亡了。“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10.结束语
   
    习近平先生,宪政之难,不在别人,在于我们自己。宪政的核心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中国政治文化的核心恰恰是不平等。在不平等中,中国人找到一种快乐。一方面,我们讲面子,重身份,即便上山造反,也要排出108个座次;另一方面,我们太聪明,不信邪,再好的法规也经不起我们琢磨。
   
    “党大还是法大”的争论,实质上是人治还是法治的纠结。法治是一种新的活法。从心底里,国人不喜欢法,盼望好皇帝。认法不认人,那叫六亲不认,是没良心的表现。
   
    除了平等,国人对自由也有一种先天的恐惧。太多的管束尽管使人厌恶,没有管束更令人无所适从。二十四次改朝换代,我们赶走多少皇帝,就迎来多少皇帝,从未想过换一种活法。有皇帝骂皇帝,没皇帝想皇帝,“三日无君而惶惶然”。天子不坐龙庭,人民心里不踏实。
   
    辛亥共和,中国与帝制告别,却没有与人治绝交。无论孙中山,蒋介石,还是毛泽东,无论旗号是三民主义还是共产主义,最后实行的都是人治。法制观念,不仅领袖没有,人民更没有。也许,这就是辛亥以来中国先后有十一部宪法,却始终没有宪政的原因。
   
    市场给中国带来平等,它的灵魂是自由。若不是市场,再过一千年,中国也走不出传统的迷局。世上最具有平等意识的人是商人,他们在交易中学会平等,在市场上享受自由。改革开放迎来商品大潮,自由平等的观念随着商品进入千家万户,形成一种新的思潮,使宪政成为可能。
   
    反腐是治标,不是治本。不实行宪政,搞运动治国,反腐就是守着粪坑打苍蝇。中国的现实是:极大的富裕,极大的不公;人人反贪,无人不贪。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腐败早已深入人心,成为大众文化。没有人痛恨腐败,如果有,也只是痛恨自己没有腐败的机会。
   
    毛泽东之后,国人再无信仰,除了金钱和权力,今天的中国人什么都不信。没有人能够重建国人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也没有人愿意发起一场天下大乱的革命。这是一个“人人要发财,个个想腐败”的国家(芦笛);这是一个“全面溃败”的社会(孙立平);这是一个拜金主义的“小时代”(郭敬明)。吊诡的是,正是在这个道德沦丧、物欲横流的“小时代”中,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没有了运动的资本,却阴差阳错地获得了立宪的本钱。
   
    革命是穷人的节日,立宪是富人的本能。中国离自由也许还很远,但它离宪政却很近。当人们什么都不信的时候,立规就成了必须;当人们害怕失去的时候,立宪就有了可能。
   
    习近平先生,宪政是一条艰难的路,但中国别无选择。

   
   
(2014年8月27日于普林斯顿)
   
    (原载明镜新闻网)